随才工会|随州历史上工会组织是如何诞生的？

1925年5月1日，国共两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

同年5月30日，在上海由于英国巡捕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等人，引发“五卅”血案。“五卅”血案陆续引发上海、广东、香港、天津、汉口等地的大罢工，全国工人运动掀起了反帝反英反北洋军阀的浪潮。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迅速向各地派出骨干建立党组织，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随州党组织的诞生——

7月上旬，根据武昌地委关于迅速建立和发展农村党组织的指示，阮芳皋主持召集回随县工作的张绍书、閤赓洲、刘伯仁、罗钟民共5名共产党员进行了秘密会议，经过讨论后，宣布成立中共随县小组，隶属中共武昌地委，会议推选阮芳皋任组长。这是中共在随县的第一个小组、第一个组织，也是第一次党的会议。会议确定以随县城为中心，用秘密串联的办法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筹建国民党随县党部，做好建立统一战线的准备工作；以学校为据点，发动反英斗争，声援“五卅”的反英斗争；办好随县“启明化学工业社”、“勉工印务馆”，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和党组织的阵地。会后，5名共产党员按照党小组会议确定的任务，紧张地落实各项工作。

8月中旬，中共随县小组在“启明化学工业社”召开党员会议，由阮芳皋介绍，批准陈忠宏、周耀先、彭蠖入党，并讨论了发展党组织的计划。会后，阮芳皋奉命返汉到武昌地委工作，张绍书为新一任组长。至此，随县历史上的第一个党组织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中共随县小组的成立，是随县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这是马克思主义与随县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随县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客观要求。从此，真理的光芒照亮了随县志士救国救民的求索之路，随县人民的革命斗争，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轨迹，走上了新的征程。9月28日，阮芳皋代表中共武昌地委派李彩奇、王兰如、杜品越、何化之、王兆先、周德宣、戈笑天、盛子俊等共产党员回随县工作，传达武昌地委关于建立随县支部的决定和全面开展工农运动的指示。李彩奇回随县后，与随县党小组组长张绍书取得了联系。8月份入党的新党员彭蠖，家在县城南关，李彩奇在彭蠖家后厅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随县支部，选举产生了支部委员会。李彩奇任书记，杜品越任组织委员、张绍书任宣传委员，有党员14人，隶属武昌地委领导，支部机关设在“启明化学工业社”，同武昌区委联络的代号为“徐现之”。这是中共在随县第一次设立支部委员会，李彩奇是第一任书记。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进驻随县后，随县正式结束了北洋军阀时代的统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的短暂“蜜月期”，中共随县特支广泛发起工农运动，势头迅猛。

1927年1月4日，国民党随县党部执委扩大会议在县城西关土地堂召开，中共随县特支书记李彩奇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驻随县特派员身份、中共随县特支宣传委员张绍书以国民党随县党部宣传部长身份主持会议，决定两步走筹建革命群众团体，先设立筹备处，后建立正式组织机构。在会后的一个月内，中共随县特支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争取了几个主要的群众组织筹备处的成立。

随县总工会筹备处在县城小南门“道德学社”成立，由刘伯仁、周耀先、彭蠖任筹备员，李彩奇、王独醒为湖北省总工会驻随县特派员，办公机关设在“道德学社”。主要负责筹备召开随县工人代表大会和正式建立随县总工会，批准成立区镇工会和行业分会，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随着地方工商业的兴起，以纺织、店员、搬运夫和手工匠人为主体的随县工人群体逐渐形成。据1924年的统计，全县已有各类工人2200多人，成为随县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1926年，随县城已经建立汽车、挑贩、运输、泥木、码头等5个行业分会，县总工会筹备处又批准成立厉山、淅河、澴潭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随县工人纠察队由30人组成，刘伯仁兼任队长，负责保卫总工会机关、调处纠纷和维护县城治安。县总工会筹备处还开办了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会组织联系工人群众和其他群众团体的活动中心。

随县农民协会总部筹备处在青城福音堂成立，由王兆先、何化之、陈恒谦为筹备员，敖鱼美、袁诗道为省农协驻随县特派员，机关设在城隍庙。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筹备召开随县农民代表大会和正式建立县农协总部，批准成立区、乡农民协会，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在农协总部正式成立前，全县共设立祝林、青苔、吴山、澴潭、厉山、万店、淅河、城郊等8个区农民协会，各区的农民自卫武装统一由县农协筹备处领导，县、区农协还成立了农民纠察队。

随县商民协会筹备处在州城西关“厚生福”成立，顾仲伊、熊兆渭、吴伯勋任筹备员，机关设在“厚生福”，负责组织动员商界人士参加国民革命，协助县总工会筹备处调处劳资纠纷，募捐钱、物，支援工农运动。随县商民协会筹备处未设基层分会，对县党部的决定、指示，以商民代表会形式传达到商民。

随县妇女协会筹备处在县城西关女子小学成立，由阮凤文、陶里阁、祝天铭任筹备员。王并馨为湖北省妇协驻随县妇协特派员，机关设在县城西关土地堂。负责筹备召开随县妇女代表大会和正式建立随县妇女协会，批准成立基层妇女协会，举办妇女训练班，动员和组织妇女开展剪发、放足和募捐等活动。

教育界革命热情高涨，随县初级中学、随县乙种农业学校和县城初、高等小学的学生代表在随县初级中学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随县学生联合会，推选陈塑兰任主席，郑子秋、肖君美为委员，各校设分会。同时还成立了随县儿童团，由郑子秋任团长。

上述群众团体的建立，均由国民党随县党部出面活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关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还有争论，尚未明晰。党内有一部分意见，主张工农革命以联合战线的形式，通过国民党去发动，去领导。实际上，在随县主导工农运动的，是中共随县特支；各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种状况表明，在随县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随县地方组织发挥了实际的骨干作用和领导作用。

——工人阶级登上时代舞台——

数千年来，随县一直是传统农业社会，近现代虽然有了工业，也大多是手工业。到清末、民初，工业的主体虽然仍然是手工业，但现代工业如铸锅厂、织布厂、毛巾厂、印刷厂等企业开始涌现，它们造就了随县最早的工人队伍。商业、流通的发展，扩大了店员和搬运工队伍。工人、店员、搬运工，构成了随县最早的工人阶级。

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雇主的压榨下，工人、店员工薪微薄，生活十分困苦。随县各级工会把争取工人的正当权利作为推进工人运动的一项内容，领导全县工人同资本家开展斗争。1926年9月以后，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随县城店员工会首先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但遭到不同程度的顽抗。中共随县特支着手切入劳资矛盾，推动工人运动。

1927年3月4日，中共随县特别支部书记、国民党随县党部代理常务委员李彩奇，仲裁委员熊兆渭，会同县总工会筹备处、商民协会筹备处及劳资双方代表10余人，在县城小南门“道德学社”召开劳资仲裁会议，协商解决劳资纠纷。会上，店员工会代表提出将月工资由10串（1元4角）增加到60串（8元4角），以便能养家糊口，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资方代表认为工资标准一下子提得太高，加上生意萧条等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兑现。经过反复协商，本着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原则达成协议：淅河、厉山的店员月工资由1元4角增至6元，城关的店员月工资由1元4角增至4元，其它集镇也酌情增加，但不能超过城关的标准。

3月4日的劳资协议，在执行中又遭到少数资本家的抵赖。随县总工会筹备处掌握情况后，坚决支持店员工会的合理要求，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城关有几家店老板拒不执行劳资协议，店员工会强制他们穿上红马褂、戴上绿帽子游街示众。淅河“高正兴”老板高余三曾逼死学徒，当地一直压抑着民愤，这一次又扬言不给店员增加工资，工人纠察队准备对他采取行动，高余三闻讯恐惧不已，上吊而死。“高万昌”的老板高德甫、“费恒昌”的老板费文轩，都因煽动商号抵制劳资协议而被工人纠察队抓住批斗，直至答应增加工资为止。经过工人群众有组织的斗争，随县各地的店员工资都有所提高。

经济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中共随县特支和工会筹备处引导工人把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发展成为争取社会地位的政治斗争。4月22日，建国军第2师参谋长刘振东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所鼓动，无故枪杀县城汽车司机王如九，制造恐怖气氛，破坏工会与建国军的关系。县总工会筹备处认为，如果工人们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那就更谈不上提高社会地位了。中共随县特支、县总工会筹备处组织全城工人大罢工，要求建国军司令部严惩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建国军总司令樊钟秀指派宣传处主任段剑民负责处理此事，并由建国军、国民党县党部、县公署及各群众团体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着手调查事件真相。经调查，这一流血事件确为不法军官刘振东无法无天，蓄意制造，樊钟秀遂答应工会筹备处提出的全部条件，下令通缉已经逃离部队的刘振东，责令第2师师长赵大清解除其参谋长职务，处分建国军驻随县办公处与此案有关的4名官兵。随县工人群体开始登上时代舞台，通过斗争争取权益，取得了胜利。

1927年2月28日，在中共随县特支的领导下，随县总工会筹备处组织1000多名工会会员，举行随县反英总罢工。此前，汉口发生了英国水手屠杀中国工人的恶劣事件。省总工会命令各地举行声讨活动。随县的这次罢工，以工人、店员为主体，其它群众团体也组织了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表示声援。罢工浪潮波及到县城周边的澴潭、淅河等地，引起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惊恐和仇视。

3月18日，随县工人纠察队副队长陈恒谦突遭一群地痞殴打，县城工人和市民强烈要求县党部追查肇事凶手和幕后策划者。随县工人纠察队队长刘伯仁带领队员将凶手抓获，查实幕后策划者是劣绅张曙阁和英国神甫胡善。随县总工会筹备处要求立即捉拿这两个祸首，但张曙阁已闻讯潜逃，胡善也被英国德士古煤油公司随县分公司派人护送出城。工人纠察队和300多名工会会员立即包围英国德士古煤油公司随县分公司，以破坏工农革命罪将该公司查封，没收库存煤油3万桶，将该公司随县分公司的英方人员驱逐出随县境。后经国民党随县党部批准，这批煤油交由随县有关商号低价代售给随县民众，油款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枪支，武装工人纠察队；一部分留作县党部和各群众团体的活动经费。

1927年6月中旬，随县爆发了抵制“仇货”风潮，进一步打击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侵蚀和对民众的掠夺。事先，随县总工会筹备处作了具体部署，要求以店员工会为主，县工人纠察队和妇女协会配合，对随县城区所有商号的货物进行清查，洋货一律登记，集中销毁。清查中，大多数商号都能按要求将“仇货”如数上交，但“万生畅”的老板隐匿不交，往城外偷运，被县工人纠察队察觉、缴获，另罚银元200元。随县工人纠察队还在肖公庙码头截获两只从汉口开到随县的商船，船上装满日本产的布匹、梭线、火柴、卷烟、电池等货物，随县工人纠察队把这批“仇货”统统搬到城隍庙，然后召开民众大会，宣示反对帝国主义、抵制“仇货”的决心和态度，当场焚毁了这批货物。县城抵制“仇货”的风潮传到区乡，安居、均川、唐县镇、洛阳店、柳林店、刘店等地闻风而动，清查销毁“仇货”，惩治敢于抗命的业主、商业资本家，使那些欺压中国百姓的外国人无法立足，外国商品一时断绝了销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县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难免幼稚，但他们一登上历史舞台，在反帝反封建中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3月间，随县工会会员发展到3400多人。经过中共随县特支和县总工会筹备处5个多月的组织联络工作，全县成立了药业、匹头、粮帮、船帮、杂货、汽车、印刷、运输、理发、店员、面饼、制酱、染织、山货、编爆、挑贩等17个行业工会，厉山、淅河、安居、澴潭、均川、万店、洛阳店、唐县镇等8个区镇成立了工会组织。

有了工会组织，工友们的腰杆子硬了许多，他们对企业的管理、薪酬标准，敢说长道短了；对社会现象也能发表见解，谈论是非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大革命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会组织经常带领工友们开展各种活动，县城和一些主要集镇呈现一派劳动大众扬眉吐气的景象。县总工会和有工会的区镇，工人纠察队相继建立，常常为维护工友们的利益采取行动，使那些思想封建、政治反动的头面人物望而生畏。

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为随县总工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27年5月31日，随县总工会筹备处在福音堂开会决定，立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随县总工会。

经过紧张筹备，6月11日，随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节孝祠隆重开幕。会场庄重严肃，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两侧墙壁上张贴“节制资本”、“平分地权”等标语。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49人，国民革命军、建国军、县党部、县公署和群众团体的代表20余人列席会议。

大会历时两天，开幕式由大会临时主席彭蠖主持。来宾致词后，中共随县特支书记、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特派员李彩奇作政治报告。李彩奇的政治报告就工会与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浅显而精辟的阐述。共产党员、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张绍书作形势报告，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消亡、资本主义发达后的国际状况、随县社会现状与国民革命等。这两个报告所涉及的内容，为到会的大多数代表前所未闻，它让人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会场内外充满争论问题的热烈气氛和向往未来的澎湃激情。

6月11日当天的晚餐，每桌菜是七个盘子六个碗，大会的组织者解释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享受，但“七盘六碗”象征着“齐心戮力”。代表们十分激动，下决心把大会精神贯彻到工农革命的实践中去。第二天的大会，认真听取了县总工会筹备处宣传部和基层工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随县总工会章程和39项决议案。下午，在初选执委候选人的基础上举行正式选举，李明亮、周有光、张绍书、彭蠖、刘伯仁、王独醒、陈恒谦、李彩奇、周德先等9人当选为县总工会执行委员，另有3名候补委员，李明亮、周有光、张绍书为常务委员。李明亮任执行委员长。代表大会由李彩奇致闭幕词并主持执行委员就职宣誓仪式，誓词是：“余今承随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誓为工友阶级而奋斗，永矢弗渝，谨此宣誓。”

随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中结束。随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县总工会第一届执委会的选出，标志着随县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